東江流域“黨員”文學形象的敘述構造和確立

——論吳振堯小說中的共產黨員形象

張學東

確立“東江流域”這個特定地理環境下，文學形象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的形象塑造，是吳振堯在文學敘述過程中，一步一步地構建塑造成功的，從而創作了這一地域性的文學“黨員”形象。就作家吳振堯而言，他的文學創作且不僅僅局限於這一地域，但他已為這一地域的“黨員”的文學形象注入了心血，打造和構建了這一地域中純文學（虛構）的活生生的新形象。

吳振堯筆下黨員文學形象的出現與文學史塑造“新人”的傳統一脈相承，並以獨特的性格，命運和特殊的地域性人物及自然環境下成為革命曆史的和變革時代的文學藝術象征。同時，完美地補充了這一地域虛構文學中“黨員”形象塑造的缺失和空白。對百年來，這一地域這些黨員角色的道德傾向和對人生道路的肯定或批判的立場，構建起了小說主題上的價值主張，隱含著作者對東江流域的曆史和現實的一種創作賡續，對當下的鄉村前途，基層政治生態的美好期待。

“黨員”文學形成的社會基礎，是鄉村時代變遷和革命曆史的發展而促成的。我們黨的文學史，就是一部鄉村包圍城市的百年軍事革命鬥爭史和社會主義時期的建設史。回顧當代文學史、新文學運動以來，鄉土題材長期以來曾是小說創作的主流，一代又一代的作家為讀者貢獻了一大批經典作品和農民文學藝術形象，特別是農村革命和建設時期的農村黨員和基層黨組織的文學藝術形象。幾十年來或近百年來，嶺南地區東江流域中心城鎮和鄉村沒有形成展示“黨員”文學形象的虛構文學體係，叢觀百年文學史，東江流域展現“黨員”文學形象的作品僅有三幾部。如有《香飄四季》的林火照、林耀坤等小說中的黨員文學形象，除此之外，而東江流域鄉村黨員文學形象可謂是空的，隻便有些作品中有塑造“黨員”形象，也多是邊沿化、沒有成為小說中的主角。作為東江流域的本土著名作家，也是廣東文學創作的重要作家之一，吳振堯熟悉東江流域“客從何來？到何處去？”的曆史和人文自然環境變遷史，以及特區改革開放給東江流域人文帶來的新時代風貌，對東江鄉村古老貧窮荒野及特區現代化進程有著深切的體驗和感悟，對這裏的山山水水、鄉鄉村村懷有深厚感情。他小說中的現實主義精神和現實生活的觀照臨摹，始終對“三農”問題的關注中得到呈現，對這片古老的土地和南遷而居的客家族群有著感恩、綣戀。東江流域的人民是南遷而居的，對曆史的研究了解可能會解決“我從哪裏來”的問題，但也將幫助人們解決“我是誰，我往哪裏去”的問題，不論現實中的人，還是未來的人，無不打上地域性的曆史烙印。所以，吳振堯在創作“東江係列文學作品”時，著眼於客家族群在東江流域的百年史，也就是在共產黨始初深透這片土地時鄉村開展革命鬥爭，到共產黨領導這片土地上的人民過上幸福安康生活的創業奮鬥曆程和改革開放的現代生活。而這一百年中，隻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才能領導人民走上幸福之路。中國才能傲然屹立在世界東方，讓外國侵略者和美帝列強望而生畏。

中國現代革命文學史是由農村走向都市的革命文學史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史。農村的土地革命是農村的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土地改革、人民公社集體土地到改革開放的土地責任承包和規模化集體化發展現代農村建設、都是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的重要組成的生產資料，是新時代農村土地轉化到都市建設的一場新的土地革命。為此，農民生活、農村建設和農業發展受到了極大的衝擊，這種政策上的製定和實施，就是農民利益和生活的一場新的革命。在此基礎上，吳振堯在《落紅》《甜蜜》《村事》《往事》《南風薰》《人日》等長篇小說中，以土地和農村產業政策調整過程中的傳統鄉村生活，農村走入農工商企發展道路，以及黨領導下的鄉村治理辦法、變遷等為背景，觀照由此引起的農民，農村的精神狀態和社會狀況，以人們的心理情況變化和生態改變，以一批具有黨員身份的典型形象扣住鄉村百年進程中，鄉村轉變為現代城鄉一體建設的時代脈絡，賡續創作了以東江流域的鄉村與都市一體化進程中黨員的文學新人形象。

吳振堯筆下的“黨員”形象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參過紅軍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功卓著的老一代回鄉參加社會主義農村建設的老黨員。另一類是新中國成立後出生的有知識、又有新觀念的，下過鄉的知青或參加過西垂戰爭已經發家致富的青年一代農村農民“黨員”形象。

長篇小說《落紅》是一部展示東江流域鄉村百年革命鬥爭史和社會主義建設初級階段的發展史的小說。小說中的主人翁吳大興是一個經曆了抗日戰爭，解決戰爭、抗美援朝的革命戰士，複員回到故鄉山下村擔任黨支部書記、他從一個山村無知少年開始，到成為一名黨的優秀幹部，從一名鄉村幹部到幹煉的鄉村黨支部領導，維護山村鄉規民俗（約）中，設身處地地傳承山村的優良民風，保持了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本色。在激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保持“入淤泥而不染”的本質、把鄉村的文明傳承和運動的發展，有機地契合起來，形成了東江流域中山下村的“運動新模式”。既引導農村積極參加黨領導的“文革”運動，又不惜犧牲自己的幸福而維護黨在農村基層組織的政治生態。山下村在吳大興書記的領導下，“革命生產”兩不誤，群眾覺悟不斷蘇醒，文化知識不斷提高，科學思想漸漸在山下村生根發芽，根深蒂固的封建迷信等不文明行為逐步改變和消失，群眾性的文明行為逐步形成，山下村人露出了笑容，有黨的正確領導，群眾戰天鬥地中增長知識，農民獲得豐收日子一年比一年好。吳大興的文學形象的成功刻劃，讓“運動劫後”的山下村村民堅信隻有跟著共產黨走，才能奔小康，才能幸福生活。塑造了吳大興這樣一個公私分明，大公無私，善於頭爭，敢於與不良世俗和政治運動的不法行為進行鬥爭，既保護人民群眾的利益，維護黨形象的“黨員”文學形象。

《村事》中的村黨支書吳水旺和村主任張寧遠也是較為成功地刻劃出地域性人物的特征，吳水旺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三年困難時，是贛南的九連山腹地的原居民，因為，山洪暴發而離開了世代生活的東江源村，帶著一家五人順流而下，一路討飯逃難，幾經周折地來了東江中遊的河源，被當地政府安置在討飯和流浪人員組成的一個村落暫時居住生活，最後經政府批準成立“以逃難為主要人群的”東江村。吳水旺入黨後成為東江村的首位村黨支部書記，他已經五十歲了，心身有些疲倦，但在近千人的東江村裏，他是這個“流浪村”“討飯村”的領導人，他振作起來，帶領大家開荒擴耕，迅速地組織救助組，走上了人民公社道路，在大躍進的年代，他默默地帶領群眾圍江灘，開山坡，擴糧田，渡過了“三年”饑荒。文革時，他跟風不隨風，給村裏製定了文明規則以及鄉俗新風榜樣，使一個新組建的社會主義山村變樣了。改革開放後，吳水旺組織村民工隊到特區打工，為東江大隊集體經濟注入了活力。同時，抓住“三來一補”的招商政策，引進了一家製衣加工小廠，為東江村開創村企合資辦企業的新路子，成為改革開放的“先進黨支部書記”省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

讓讀者從小說中深切地感受到山村黨員的光輝形象和共產黨正確領導下的人民群眾的進步和智慧，人民是黨的堅基，是社會主義建設的英雄。

吳振堯的文學創作成就是方方麵麵的，包括詩歌、散文、戲劇和小說等各個層麵，其中，與其他藝術類型相比，小說後來居上，在記錄曆史樣麵，表現生活本質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這與小說自身的藝術特有關。小說完整的故事情節和具體環境的描寫，廣泛地反映社會生活。吳振堯從小說的“自律”到“他律”。主動置身於社會環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的這一功能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從“非本性”的，至少不是“原生態性”的生活中刻劃出了“新形象”。

長篇小說《南風薰》是與《落紅》《村事》塑造出不同時期的“黨員”文學形象。以轉業幹部吳建設為代表，這些先富起來的城市農民企業家，他們不忘故鄉情，不忘反哺故鄉。在深化改革開放、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進程中，麵對農村“一個人活得沒指望，一個村活得沒有希望”的鄉村困境。吳建設告別深圳特區優越生活環境、帶著自己創辦的集團公司的巨額資金，離開繁華的生活圈，回到故鄉發展現代農業綠色產業園。從此，他的命運和鄉親們的命運緊緊聯係在一起，他看準東江流域富饒的土地和美好自然生態環境，大膽地倡導開發了“綠色農業產業產品種植園”，帶動了一戶一組一村的農業發展新模式。在這基礎上，吳建設又利用土地流轉政策擴大種植麵積，在專家指導下發展“高質蔬菜、供香港綠色產業基地”，又積極推廣一山種一物，一村一果園、一茶園。用自帶資金修築硬底水泥鄉村公路種植、十裏東江南岸風景林和百萬畝高山茶油種植園。推廣鄉村一戶一光伏發電業，集中拆爛屋舍，建設新村莊，創建文旅民宿結合的生態新農村，保古祠堂和廟宇、修複宗祠文化廣場，使村民走上了可持續發展的路。作者把傳統道義和文化傳承，對黨的信念堅守和對時代精神的追求融合在一起，使之成為一個有理想的鄉村領路人無疑也是新時代所期冀的“新人”形象。吳建設為代表的時代弄潮兒，帶領群眾發家致富，促進鄉村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貢獻了自己的智慧和財富。吳建設一身正氣，心係百姓，不惜奉獻自己個人生命。他們有的雖有複雜的人生經曆和道德品性，但他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完全徹底地貫徹黨的農村政策，並敢於與傳統鄉村觀念，宗族勢力和利益集團作鬥爭，為改變農村麵貌，改善人民生活做出了貢獻，樹立了新型的黨員文學形象。

《水韻》作為以東江流域治水管水供水香港水為背景的長篇小說，雖然不是農村題材的文學作品，但也成功地塑造了陳蘭馨、吳忠路、盧贛禹、陳小艾等一批長期生活奮鬥在東江水利建設和治理的工程技術人員，並將這個管水治水保水的群體，有機地與東江流域的農村結合起來，塑造這一地域水利行業的“黨員”文學新形象、更加全麵地表達和敘述了這一具有客家生活特質又具有現代農民式的“管水人員”，豐富了東江流域文化元素和現實生活的“黨員”文學新形象。

比《南風薰》稍後創作的長篇小說《甜蜜》也是將故事放置在以土地流轉後，農業轉型為以種糖蔗為主的農業產業結構為基礎的新農村建設上，但以吳建設先富帶後富，自己富甲一方後投資鄉村農業發展事業不同的理想主義相比。《甜蜜》中從“農業人格”的赤腳農民轉型為洗腳上田、村辦企業開工廠轉型為“商業人格”的農工商企的長篇小說《甜蜜》不同，唐豐州村黨支書記、唐建春村廠長以及後來成為市委書記唐偉新等則是一個個更為複雜的“黨員”形象。唐豐州在村支部換屆時，通過開出更為優厚的條件，驚險地小勝而獲得村黨支部書記一職的，但又因老書記落選而留任村委會主任一職，權力而受到一定牽製。唐豐州大力倡導和決意在村裏辦糖廠，讓觀音村有第一家正式的製糖廠、雖然是村企，但一切規章管理均模仿國營大企業。在村企糖廠與國企大廠的糖市場銷售競爭的運營中，村企處於下風，處處受到政府的更為嚴格的監管，在這樣的企業運營中，唐豐州帶領村企銷售人員奔走全國鄉鎮市場，取得了較好的市場銷售分額，讓觀音村的黑糖產品走向全國，在產品質量上唐豐州堅持土法製作與手工製作相合，又將黑糖產品運銷日本等東南亞市。從而帶領觀音村走上了富裕之路。

吳大興、吳建設、唐豐州等共產黨員形象塑造上，人物的人生經曆和性格變化，具有不同的時代特征和人物特點，吳大興是戰爭年代的老一代農村黨員形象，吳建設是先富起來帶領共同富裕的，唐豐州是為農村改變單一耕種農業而走農工商企的新型農民企業家，具有現代工業時代和商業時代的生活狀態和人生經曆，塑造成一個典型的農民企業家的共產黨黨員形象，他們身上折射出了中國鄉村發展方式的變革，以及傳統農耕文化與鄉村道德觀念的流變。同時，展現出東江流域客家文化的特殊性和中原文化的融合性，充實了嶺南地域的“黨員”文學新形象的重塑造。

吳振堯不僅成功地塑造了吳大興、吳建設、吳水旺、唐豐州這樣的“黨員”文學形象，同時也塑造了張寧遠《村事》；張明、唐國強、唐建春《甜蜜》；吳海棠、宋作英、張國養、王群燦《南風薰》中的“黨員”文學形象。雖然這些人在小說中的政治身份也在形象建構中發揮著作用。但由於長期生活在農村，他們的眼界和思路都較為狹隘，對於帶領農民脫貧之富、改變農村落後麵貌缺乏方法和創新。從敘事上看，他們是襯托吳大興、吳建設、唐豐州、吳水旺這類“黨員”文學形象的功能性人物、也是農村基層政治生態中，無不存在的重要人物。

吳振堯筆下的普通黨員的形象是多元的，也是多角度敘寫的文學形象，除了正麵的黨員文學形象，也塑造了非正麵的或者反麵的黨員文學形象，並對一些違法、亂紀的黨員文學形象進行抨擊，使文學作品更具有高度的藝術性。吳振堯在東江係列文學作品中，敘寫一些雖然身份是一名共產黨員，組織上加入了，但思想覺悟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合。作為基層政治權力代表者的農村基層黨組織負責人常常處在一個尷尬的位置上，嘴上喊著高調的口號，但卻有違背黨的宗旨屍位素餐者，有的則仗著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飛揚跋扈，橫行鄉裏，甚至魚肉百姓。例如《南風薰》中的山下村的老主任宋作英，利用職權打壓村民，並不擇手段地騙取上級的水利工程款。挪用移民福利款。《村事》中的村支部副書記、主任張寧遠不僅長期占用村委經費、還淩霸村婦多年，造成村婦被其丈夫砍傷而投河自盡；《甜蜜》中的唐國強是一位紈絝弟子的村官二代，雖然為觀音村的糖業營銷作出了積極工作，但個人追求生活享樂，而長期包養女人，受到人們的遣責和紀律的處分。《村事》中張寧遠，他們既承擔著黨的工作職責，又深受民間文化習俗的影響，具有包括封建特殊思想在內的多重觀念，他們的人性難簡單評價功過與是非。這類人物中最典型、性格最複雜，也最發人深思的形象。當屬《南風薰》中的宋作英、宋偉明父子。宋作英是東江村解放初期村幹部。經過土改、文革再到改革開放時期，是東縱老幹部張國養支書在任時的東江村大隊長，因為張國養是正式國家幹部又身兼公社領導，所以，東江村的村事長期由宋作英包覽和操持，按照宋作英的觀念：“我是東江村黨的領導，我代表黨，我的說話，就是黨的話。大家聽我的，就是聽黨的話”。他的兒子雖受過中等教育，也在供銷部門供過職，可當他回到村參加村務工作後，在父親宋作英的庇護下，成了村霸。對意見不一的村民橫加質罵，稍有不順眼就用“家法私刑”。宋氏父子構成了典型的鄉村家族式權力結構，在作品中更多地處在批判的位置上。

相比而言，《甜蜜》中的唐豐州則是一個毀譽參半的爭議人物，他在新世紀的前夜，競爭當選為村黨支書兼村辦企業董事長。在履薪的幾年中，他是農村改革開放的實踐者，鄉村走農工商企一體化的倡導者，他是既得利益者，但當他開始掌握權力時，則通過權錢交易等方式鞏固自己的地位，暴露出貪欲的一麵，是一個典型的具有自私自利又善於盤算的農民企業家和熱心為人做事追求虛榮的農村“家長式”幹部。《南風薰》中宋作英在位時對待大學生村幹部王改革、王梅一代年輕幹部的態度上則表現出矛盾心理，一方麵給予支持嗬護，另一方又暗中為他們的成長和上升設置障礙，這既顯出人性的莫測，同時也反映出盤根錯節的鄉村倫理和利益關係，顯現出農村生活的複雜性和家族背景下的矛盾心理。

這類人物作為農村黨組織的負責人，盡管曾經為“三農”建設做出過貢獻，但他們的很多做法與其“黨員”身份不符，而且不乏違紀違法的行為，在繁蕪的鄉村觀念，農村現實和極大的鄉村治理難度麵前，這些人物形象的出現有其現實根據和敘事邏輯上的合理性，有著高度的藝術真實性。盡管這些角色的性格和道德品行皆不是單一化的，他們身上有肯定和悲劇性的一麵。但整體被作者當作批判的對象加以塑造。伴隨故事情節的進展，這些人物要麽被強之以法，要麽被群眾罷免，他們的結局既符合善惡有報的民向樸素道德倫理觀念，也是我黨純潔隊伍、自我淨化的寫照。

吳振堯的“東江係列文學作品”標誌著東江流域地區性虛構文學創作的新裏程、是這一地域文學創作的新成果。吳振堯為更好的敘述塑造這一地區“黨員”文學形象付出了心血，做出了積極努力，樹立了榜樣。他的創作實踐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作者張學東：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

                                                                                                                                                                                                                              2020年12月15日於濟南

吳振堯簡介

  吳振堯 ，軍轉幹部、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廣東省文學院簽約作家、惠州市作家協會顧問、惠州市小說學會會長、政工師。1977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四十多年來，共發表和出版了800餘萬字的文學作品和新聞稿件。代表作有長詩《寶林之歌》《巨人傲然屹立》，長篇小說《萍水相逢》《人日》《桂花飄飄》《東江落紅》《東江往事》《東江村事》《南風薰》等。共出版26部文學作品，獲省部文學獎項16次。《人日》獲得"鳳凰小說獎"，巜寶林之歌》獲得"李白詩歌獎"

    2019年，其長篇小說《萍水相逢》丶《桂花飄飄》分別粵港澳大灣區（惠州）改革開放40周年最具影響力長篇小說獎和優秀長篇小說獎。2020年7月，獲軍事題材文學創作貢獻（優秀）獎。2020年深秋時節，羊城晚報和中共惠州市委宣傳部攜手創設了“惠州文脈.花地西湖文學榜”，他的長篇小說《南風薰》名列榜單，是惠州本土創作精神旺盛而富有影響力的長篇小說作家。